苏东坡因“乌台诗案”被捕入狱，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的「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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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东坡因“乌台诗案”被捕入狱，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的

“乌台诗案”缘由

“乌台诗案”的出现其实和苏轼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。

苏轼一向嫉恶如仇，遇到不平时的事，他总是不吐不快。

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苏轼调任湖州。按照惯例，到任后，要写谢恩奏章。

问题就出在了这份奏章上，他写了这样的几句话：

伏念臣性资顽鄙……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赔新进。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

这里出现了“新进”这个词，这个词在当时指的是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。这样就得罪了那些“新进”。

这一年的六月，“新进”的报复就来了。

一个御史把这份奏章中的四句挑出来，说他蔑视朝廷，从而开始弹劾他。

几天之后，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、何正臣、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。

在得到神宗的批示后，他们派遣官吏到湖州，先免去了苏轼的官职，再押解入京受审。

最终，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。

御史台监狱被称为“乌台”，所以这一事件也被称作“乌台诗案”。

苏轼如何“化险为夷”

苏轼在7月28日被捕，8月18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。而审问期又比较长，前后40几天。

他是如何“化险为夷”的呢？

1.一个故事

苏轼被关到监狱中后，他的儿子每天都去监狱探望，并为其送饭。

苏轼和其子约定，平时只许宋蔬菜和肉，如果有坏消息，才能送鱼。

有一次，其子有事，便将送饭的任务交给了朋友，但忘记告诉朋友他和父亲的约定。

而那一次，他的朋友送的恰恰是熏鱼。

苏轼看后大惊，知道自己可能凶多吉少。便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。

诀别诗写的极为悲惨，但又不忘感谢皇恩浩荡。

这首诗后被狱卒收走。

这就有很大的用处。因为按规定犯人写的任何东西，狱卒都要交个监狱最高层查阅。

而苏轼和其家人也认为这首诗会传到皇帝手里。

果不其然，皇帝看到了这首诗，并大受感动。这也是他能“化险为夷”的重要原因。

2.仁宗皇后

皇后一向支持苏轼。恰在这时，染病而死。她在死前曾对皇帝说：“我听说苏轼因为写诗而不抓了起来。这都是一些小人和他作对。你可别冤枉好人，老天爷是不容的。”

皇后去世，国家要大赦，按照惯例，苏轼应当被赦免。

但是，御史们想置苏轼于死地，不停的向皇帝进言。但也没有得逞。

3.>终极/strong>

皇帝无意杀害苏轼，他亲自裁定，把苏轼贬往黄州，充当团练副使，不准擅离该地，也无权签署公文。

“乌台诗案”落下帷幕。

苏轼是文人，如果杀苏轼就动了当年宋太祖立下的“不杀士大夫”的祖训，这是所有文官集团所不能容忍的；

公元1068年，宋神宗登基，宋神宗为了实现汉唐荣光，立王安石为宰相，实行变法，要富国强兵。但是王安石本人过于拗执，措施非常激进，引起朝野议论纷纷。此时苏轼上疏批评王安石有些策略中过于激进的方式，于是给一些新党人员记恨，开始罗织罪名给苏轼好看。

苏轼也看到了自己在朝中没有立足之地，开始上疏请求外放，并于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任杭州通判，后来苏轼又去了密州、徐州和湖州等地，见到了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弊端，开始上疏。在湖州的时候，苏轼在《湖州谢表》中写道了“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”，这里面就说了苏轼要与新党对着干了。本来新党就看他不爽了，他外放了也是眼不见为净，现在好了又来惹事，好就专门来搞你。

宋神宗熙宁六年（公元1073年），苏轼的好友沈括在下面视察新法的时候发现了苏轼的诗稿，首先呈现给宋神宗，宋神宗没有重视。不久，苏轼的《湖州谢表》上疏之后，百官开始弹劾苏轼，说他“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”，又说其“傲悖之语，日闻中外”、“言伪而辩，行伪而坚”，就是说苏轼妄议朝廷，两面人之流。

于是朝廷御史台（旧称乌台）就开始派人去缉拿苏轼。苏轼被押到东京汴梁,关进大狱,审讯随即进行。文人相轻,进而相轮相害,从来都是毫不手软的。当然,苏轼也不是没有把柄可抓。他仗着自己文才过人,经常在诗文中讥讽朝政,贬斥新法,这些诗传诵一时,影响不小。

主审官本身就对苏轼有意见， 此时苏轼又撞到枪口上，就打算杀一儆百,名为弄苏轼，实际上是弄整个旧党。于是他们就开始捕风捉影，将苏轼诗句中的一些话语开始上纲上线，说他们是为了反对变法， 同时是诽谤圣上的。例如苏轼的《咏桧》有一句这么说“根到九泉无曲处,世间唯有蛰龙知。”他们就说:“陛下飞龙在天,苏轼以为不知己,反欲求地下蛰龙,不是想造反吗?”不过宋真宗不傻，他看了苏轼整首诗回答道:“怎么能胡乱解释，他是歌颂桧树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前途险恶，生死未卜,苏轼思想相当悲观。在去东京汴梁的途中，苏轼曾经想要跳江自尽，最后没跳。入狱之后，他将许多毒药狱中，准备一旦得知自己将被处死，就先行自杀，免得在菜市场上丢人现眼。苏轼与儿子约好,每天往狱中送饭﹐都要有菜和肉，如果听到自己将被判死刑,就撤掉菜和肉,改送鱼。他儿子每日给他送去肉菜。

有一天家里粮食不多了，他儿子去郊外买粮,托亲戚代为送饭菜，但忘了关照不要送鱼。亲戚正巧送了鱼。苏轼看到鱼，心想这回完了。就写了两首绝命诗，嘱咐狱吏转送其弟苏辙。他知道狱吏不敢擅自为犯人送信,必然会将此事上报。果然，宋神宗读到此诗，心中不免有所感动。

因为苏轼的文学一直不错，名满天下，使得很多人开始去营救苏轼。新党如果流放苏轼还能说得过去，如果真的要杀苏轼的话恐怕就会得罪天下人了。从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，鉴于五代时期武人多次篡位，立下了一个誓言，就是“不杀士>医生/strong>”，给士大夫权力来遏制武人，这样就会使得文人充斥朝廷，武人就无法干政了。

同样宋神宗时期，因为对西夏用兵失利，宋神宗想要将一个管理后勤的官吏杀害，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，未尝杀士人。宋神宗说能否琼面发配，章惇此时说道士可杀不可辱，还不如杀了呢，左右临之际宋神宗只好放了这人。可以说不杀大臣是一种政治原则，蔡确说这是祖宗以来，而章惇直接讽刺，虽然章惇蔡确对于这事情有分歧，但是“祖宗家法”是俩人共同需要维护的，也是那种看破不说破的潜规则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“不杀士大夫”只是一种政治原则或传统，而不是“一律不杀”。而且，这种“不杀”更多的是表现为“政治”方面、“言论”方面，至于贪赃、枉法、投敌、造反等，就不全在“不杀”之列。例如宋太祖时期对于刑事犯罪，尤其是贪赃罪处置得相对严厉。尽管如此，“不杀士大夫”的政治原则也还是有所体现的，一般说来，中下层的官吏，基本都被处以死刑，而高级官吏，即可以入“大臣”行列的则往往是罢官或流放，几乎没有判处死刑的。谁要是破坏这个政治规则，谁就会遭到整个文人士大夫阶级的排斥。

果真苏轼出事之后，很多人开始出来为他说情了。吴充就上疏宋神宗说曹操的品行如何，宋神宗说曹操乃奸佞之徒，吴充说奸佞狡诈的曹操都能容忍祢衡的狂妄发癫，陛下是圣天子，自比尧舜，难道还不能容忍苏轼的几句牢骚话吗？一听此言，宋神宗只好打马虎眼回答道：“我正打算放了他呢。”

此时宋仁宗的皇后曹氏也出面说情了，对于曹氏宋神宗一直很尊敬，不敢违背。此时王安石也说，既然是太平盛世，为何杀这么一个有才能的人呢？这么一来二去，宋神宗的耳根子就软了，而苏轼的事情调查来调查去说实在的也没什么好调查的。最后匆匆定了一个妄议朝廷的罪名将其流放黄州，此时苏轼终于幸免于难。但是与苏轼平时有往来的人，包括曾巩、司马光、李清臣（李清照他爹）、黄庭坚等人都或多或少被处罚了。可以说这其实也是新党以苏轼为引子来给旧党的一次下马威。

苏轼出狱那天，狱卒将其那两首绝命诗还给他。看着这两首绝命诗，苏轼感慨万千。可是日子一长，苏轼又开始得意起来认为自己在狱中的那两首诗赞扬了……。

苏东坡是个有理想的好官，但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客。因此在这场新旧党派的斗争漩涡中，苏东坡注定要成为牺牲品。

当初王安石变法的时候，十分欣赏苏东坡的才华，打算拉他入伙。结果这位老兄和他那个二愣子弟弟苏辙，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。当然了，只是反对其中的一部分观点而已。

王安石很气愤，就把他们俩打发到地方上做官了。相对来说王安石对苏东坡，算是仁至义尽了，并没有加害他。

可是多年以后王安石下台了，苏东坡可就麻烦了。宋神宗变法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，他把所有气都撒在了旧党文人身上，苏东坡自然是首当其冲的一个。

这下完犊子了，宋神宗要收拾你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所以说要查你根本不需要理由，宋神宗只需要一个眼神，底下的御史们就知道该咋整了！

一、乌台诗案，本身就是新党对旧党的打击。

当时苏轼调任湖州知州，按照惯例，这个时候地方官都要写一份谢表给自己的大领导宋神宗。于是苏轼就写了一份《湖州谢上表》，本来也没啥，就是一份普通的例行公事的谢表而已，可御史们却从里面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。文中有这么一段：

陛下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

意思就是说，宋真宗您是真厉害啊，知道我跟不上变法的形势，只能在外地做做地方官，不能到朝中担当大任。

有了这么一段话，那苏轼的罪名可算是坐实了！这种与变法决裂的态度，几乎是公之于众了！宋神宗是越想越气啊，二话不说就让人把苏轼给抓回来了！

此后御史们又把苏轼家的诗文全都搜罗了一遍，从中强行找出了一些有可能影射朝廷的诗文，这下完犊子了，苏轼彻底坐实了藐视宋神宗，藐视新法的罪名。

犯下如此罪过，基本就是杀头才能解决问题了。那么真的是苏轼的诗文有什么问题吗？其实不然，从乌台诗案所牵连的人来看，这就是一场新党对旧党的打压。

司马光、驸马王诜等39名与苏轼互赠诗词的人，都受到了乌台诗案的牵连。很显然，这帮人大多是旧党成员，即使不是，也是保守派。

二、苏轼是如何躲过一劫的呢？

按照当时宋神宗的想法，苏轼这回是铁定完犊子了。因为查出了大量诗文是直接抨击新法的，这是击中了宋神宗的要害。

当时御史李定曾经上报宋神宗，表示苏轼名气太大，不敢动用刑具。气得宋神宗破口大骂，狠狠收拾了苏轼一个月时间，居然连退休的王安石，都跟苏轼有过书信来往。

这下子宋神宗稍微有点清醒了，这哪里是在收拾苏轼啊，这是在砸自己的招牌有没有？宋朝善待文人，那是出了名的，现在这帮御史已经到了穷凶恶极的地步了。如果连王安石都牵扯进来，这事儿可就不好收场了。

于是宋神宗开始冷静分析这件事，御史们再次找到某些诗词中有哪些隐喻的时候，宋神宗也出现了不以为然的想法。可是就这么饶了苏轼，未免太丢面子了吧？必须要有一个导火索才行。

这个时候，体现苏轼人脉关系的时刻到来了！当时新党成员们，非要怂恿宋神宗弄死苏轼，可苏轼的朋友们却开始提出反对意见。

比如说已经退休的王安石，就曾经上书给宋神宗：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

苏轼的弟弟苏辙，也曾经上书给宋神宗：愿意削职为民，换取哥哥苏轼的生命。

还有一堆文人分封上书劝说宋神宗，这下子宋神宗终于找到台阶下了，于是就搬出了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誓言，饶了苏轼一条小命。

可以说，苏轼这个人虽然做政客，没什么水平。但是在交朋友这方面，一点儿毛病都没有，绝对是典范。

三、宋神宗变法不顺，本打算拿苏轼作为突破口。

王安石在任的时候，变法进展迅速，虽然阻力很大，可王安石的气场更大，因此挡住了若干压力。可是宋神宗却挡不住内外的压力。

当时若干因为变法而伤害到自身利益的王孙贵胄们，找到了宋神宗诉苦，纷纷指责王安石不是人！此外太皇太后和太后，都纷纷跑到宋神宗这儿哭诉王安石变法的祸害。

这下完蛋了，因为王安石顶得住，可宋神宗却顶不住了！于是宋神宗出卖了王安石，罢免了他的宰相之位。这件事对变法来说，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

为啥？因为实行变法的人，会发现他们的老大都被搞得下岗了，那这事儿还能办得下去吗？所以说此后宋神宗再想变法，已经变得千难万难了。

王安石下岗以后，宋神宗那叫一个后悔啊，索性自己担任了变法的领头人。结果遭遇了各种挫折，再加上此前朝令夕改的问题，变法急需一个催化剂才能继续前进。而乌台诗案就是最好的催化剂。

当时底下的人都不敢随便实行新法，担心第二天就换了个说法。因此大家都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宋神宗把那帮反对变法的旧党揍一顿，岂不就是给摇摆不定者敲响了警钟？政客的所有行为，都是为了那啥服务的！

总结：经此一役，苏轼性情大变。

过去的苏轼，那就是一个愤青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从不藏着掖着，看不顺眼就用笔写下来，骂两句。这种性格实在是太可爱，但是也太容易得罪人了。

乌台诗案过后，苏轼立刻老实太多了，轻易不下笔，下笔也不敢轻易去谈论国事了。他可不想再经历一遍牢狱之灾，想起当日的情况，苏轼依旧瑟瑟发抖。

撰促轼行，二狱卒就直之。即时出城登舟，郡人送者雨泣。顷刻之间，拉一太守如驱犬鸡---《孔氏谈苑》

宋神宗派来的人，抓苏轼这个太守，就跟抓一只小鸡仔一样，实在是狼狈得很。或许这就叫，经历使人成长吧。

参考资料：《宋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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